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与条件

信息网址：www.ruyirensheng.com 更新时间：2014-05-30 23:49:16 浏览次数：6136

 

王自华 任振球 徐钦琦 刘利华 傅景华 

 

文尔邻 王淑芬 宋旭明 李伯淳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同＂１９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２０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２１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一看法，但２１世纪为什麽是中国人的世纪？中华民族在２１世纪实现伟大复兴的基础和条件是什麽？对此问题的回答则是见仁见智．我们认为促成中华民族在２１世纪实现伟大复兴的条件除各种因素的因缘际会之外，最基本的条件是人的（民族的）实力和＂天运＂，用中国传统的观点概括就是＂尽人事，听天命＂． 

 

　中华民族复兴的"天运”条件，不是什麽神秘莫测的谶语，而是人类用以解释过去、预测未来的经济、政治、历史、文化、气候、天象等的方法论手段，是非人力所能左右的一些宏观动力和复杂系统内、外生变量相互作用的周期性结果。 

 

　去年一场对于西医来讲是无法应对的突如其来的"非典”，但是在抗击"非典”中充分证明中医的应对自如。突如其来真是突如其来、不可预知的吗？实事证明"非典”是按时而至的，并非突如其来。2002年冬天的特殊寒冷气候，2003年春天晚近半月等异常天象，再加之2003年为我国传统干支纪年癸未年。如此根据《黄帝内经》中五运六气学说篇中内容，我们在2003年4月26日准确算出"非典”将在5月21日大势去，6月10日完消。其结果得到验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为了表彰我们一个民间团体在"非典”期间所做工作也特发感谢函。今年世界范围流行禽流感引起人们关注。目前对禽流感的传播途径找了许多，其中主要一条是候鸟。如真是候鸟为其中主要传播途径的话，我们要是还采取扑杀之法，又如何能杀灭天上的候鸟等等问题应该使我们反思，我们目前所采取的方法真是科学的吗？禽流感的流行也同异常的气候有关。"非典”期间，从中央到地方都大谈相信科学、依靠科学抗"非典”，科学抗"非典”的科学落实到具体临床就西医和中医。然而西医科学，还是中医科学？西医更科学还是中医更科学？二者如何结合？这是面临必须解决的问题。中医的研究对象是人的生命过程，及其各种运动方式的相互作用；西医的研究对象是人 的形体结构，及其器官组织细胞的功能表现。中医的目的在于促进生命过程与方式的自我实 现、自我发展、自我和谐；西医的目的在于进行人体结构与功能的医疗辅助、医疗干预、医疗替代。中医认识病因，以运动方式的失和为主；西医认识病因，以物质性致病因素为主。 中医认识病机，以生命过程与方式的异常生化及其状态属性为主；西医认识病理，以人体结构与功能的异常改变及其定量指标为主。中医治疗，采取调理气机、平和气态、引导气势的方法；西医治疗，采取消除病因、纠正病理、切除病灶的方法。中医是治人之道；西医是治病之学。中医是过程之道；西医是结构之学。中医是演化方式之道；西医是存在形式之学。 中医是生命过程演化方式之道；西医是人体结构存在形式之学。这正如中华文化同西方文化的区别。 

 

　在公元前五世纪，在亚洲和欧洲分别涌现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如中国的孔子（公元前 551 － 479 年）；印度的释迦牟尼（公元前 565 － 468 年）；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公元前 572 － 492 年）和赫拉克利特（公元前 540 － 480 年）等等。如今他们已被誉为开东西方古文明先河的历史人物。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这批伟大的思想家几乎同时出现在世界之上？这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吗？在这些历史现象的背后是否隐藏着一种我们尚未认识的规律呢？ 

　受阴阳大年生物进化论的启示：旧的物种都在大年的冬末绝灭；而新的物种则都在大年的春季诞生，于是我推测，公元前五世纪，或孔子所处的时代，它是不是也恰好代表一个以千年为周期或尺度的大年的春季呢？经调查，事实果然如此。 

　据张丕远等（ 1996 ）所著的《中国历史气候变化》一书的研究，在过去的 3000 年内，中国曾经历过三个以千年为周期或尺度的大年： 

　1. 春秋－南北朝大年（公元前 800 －公元 600 年），持续时间为 1400 年。 

　    其中包括春秋战国温暖期（公元前 800 －前 300 年），持续时间为 500 年； 

　    秦汉南北朝寒冷期（公元前 300 －公元 600 年），持续时间为 900 年。 

　2. 隋唐宋大年（公元 600 － 1200 年），持续时间为 600 年。 

　    其中包括隋唐温暖期（公元 600 － 950 年），持续时间为 350 年； 

        宋代寒冷期（公元 950 － 1200 年），持续时间为 250 年。 

　3. 宋末－明清大年（公元 1200 － 1900 年），持续时间为 700 年。 

　   其中包括宋末元初温暖期（公元 1200 － 1300 年），持续时间为 100 年； 

       明清小冰期（公元 1300 － 1900 年），持续时间为 600 年。 

　所以孔子所处的时代恰好是一个以千年为尺度的大年，即春秋－南北朝大年的春季。 

　地球历史上生物进化的事实表明，从宏年到事件年等不同层次的大年的春季乃是生物界创造一代新物种的季节；而人类的历史事实则表明，以千年为尺度的大年的春季则是人类创造一代新思想和新文明的季节。两者具有共性：大年的春天乃是创新的季节。 

　根据现有的历史资料，正是在孔子所处的那个春秋－南北朝大年的春季，在中国，它不仅造就了孔子（公元前 551 － 479 年），还造就了先秦的诸子百家。正是这批伟大的思想家，给我们留下了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如周易，老子，庄子，孙子兵法，黄帝内经等等名著。在古印度，这个春季造就了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公元前 565 － 468 年）以及他的众弟子。在古希腊，这个春季不仅造就了毕达哥拉斯（公元前 572 － 492 年），还造就了赫拉克利特（公元前 540 － 480 ），德谟克里特（公元前 460 － 370 年），苏格拉底（公元前 470 － 399 年），柏拉图（公元前 428 － 348 年）和亚里士多德（公元前 384 － 322 年）等一大批出色的思想家。所以我们称诞生这批东西方伟大思想家的时代为"历史上的圣人时代”。我们推测，正是这个千年尺度的大年，即春秋－南北朝大年的春季造就了这个"历史上的圣人时代”。 

　北京在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那时的气候明显地比现在冷。进入 70 年代，气候开始转暖， 80 年代更暖， 90 年代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不久前公开发表的，关于 20 世纪的北欧的海水温度曲线恰好反映了上述的气候演变的历史，它如实地反映了以 60 年为尺度的大年的春夏秋冬的气温波动： 20 世纪初是一个 60 年尺度的大年的春季；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出现了又一个 60 年尺度的大年的春季。 

　在本世纪初的那个 60 年尺度的大年的春季，中国涌现了一大批历史人物，如陈独秀，毛泽东，邓小平，鲁迅，胡适，马寅初，郭沫若，竺可桢，李四光等等；外国也如此，其中著名的科学家有爱因斯坦，玻尔，魏格纳，米兰柯维奇等等，正是他们开创了相对论，量子力学，大陆漂移学说，以及天文气候学等一代科学的新理论。所以那个春季无疑是一个优秀人物大量涌现的年代。从 20 世纪的 70 年代起，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我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在此期间，我国再次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他们之中有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这是一个新的人才辈出的年代。 

　因为气候变迁是全球性的，所以世界各国都把这一开始于 13 世纪，并在随后的 700 年中连续地维持着的寒冷期称之为"小冰期”。如今这个全球性的"小冰期”终于过去了。冬去春来，所以现代当处于小冰期过后的，可能与孔子所处的时代相对应的，属于又一个千年尺度的大年的春季。在未来的 300 年内，全球气候将进一步增暖，我国的气候将变得如同宋代那么暖和（徐钦琦 , 2001 ）。如前所述，这样的春季乃是人类创造一代新思想和新文明的季节。顾名思义，这样的大年的春季乃是千载难逢的。我们这一代人恰好处在 60 年尺度的大年的春季，而且正巧赶上了这个千年尺度的伟大的春季，岂不是幸运得很！造就孔子，释迦牟尼和毕达哥拉斯等一大批东西方伟大思想家的那个"历史上的圣人时代”的春季，开创了东西方文化分道扬镳，各领风骚两千年的光辉历史；而我们所面临的这个春季，可能造就一个"新的圣人时代”，新一代的圣人将开创融合东西方文化，从而使人类进入一个如邓小平同志所期望的，既有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又有高尚道德情操的精神文明，而且能与大自然和谐地共同发展的伟大新时代。 

　21 世纪将成为一个 "新的圣人时代”，将出现新的圣人之言。"新的圣人时代”的最重要的标志是东西方两大文化的互补和融合。中华民族历来具有善于吸取外来文化的优良传统。目前来自西方的优秀文化在我国的小学，中学，大学和研究生院中已经占据了无可动摇的统治地位。但是与此同时，东方的传统文化在中国依然根深蒂固，所以中国比别的国家更有条件，将东西方文化互相融合在一起。中国有希望成为世界上最早实现东西方文化互相融合的国家。儒家认为，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佛家认为，一切众生皆可成佛；所以在当前，人人都可以成为新的圣人。新一代的圣人将诞生在中华大地之上，同时也可能出现在世界的各大洲之上。 

 

（三）"天道使然”的经济周期 

　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和大国的政治博弈中，中华民族要立于不败之地靠的是什麽？中华民族的最大实力是什麽？１８１７年大卫 · 李嘉图完善了国际贸易的基础理论"比较成本”理论，中国由于劳动人口多，工资低，在占总成本３／４的工资成本方面，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具有长期的、巨大的比较优势，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也是各先进国家压中国货币升值的一个重要原因。１９３３年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在"比较成本”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国际竞争的"资源禀赋”理论。就资源禀赋而言，中华民族有七到十亿巨大的生活于农村的，尚未进入工业文明的优质人口资源和劳力资源，这是中华民族最大的竞争潜力和尚待现代科学、文化、教育开发的雄厚资源。如果这些资源在一两代人之间被唤起，中华民族在２１世纪的前景将不可限量。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国民义务教育法比中国早颁布一个世纪左右；中国当今的教育投入只占ＧＤＰ的２％，居世界倒数第二、三位，这就是中国的巨大差距，是素有礼仪之邦、产生过世界最大教育家孔子和有悠久的全民重教传统的中华民族的耻辱。面对如此差距，我们怎能不奋起直追。 

　以经济周期而论，中国经济自文革结束以来已经历了多次短期的"基钦周期”和中期的"朱拉尔－希克斯－江恩周期”的波动，并且跨越了２０年的"库兹涅茨－贝纳周期”继续向上运行，以至于国内著名经济学家惊呼：中国经济突破二十年持续增长的大限，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在此基础上中国经济正在运行一个３０－３４年的"司马迁－艾略特周期”，如果这一周期能平稳度过，中国经济将继续运行一个跨度为５０－６０年的更加波澜壮阔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这一周期在经济、政治和历史上将展现出一副更加壮丽的历史画卷，并留下一些影响深远的重要经济和政治事件。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重要的"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正好同现在正运行的６０年跨度的地球气候周期和以太阳系四颗巨行星地心汇聚的力矩效应引发的"准６０年天文周期”相契合，同著名历史学家保罗 · 肯尼迪在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思想基础上提出的大国６０年崛起的模式也相契合，更不必说中华文化的６０年干支周期了。这些天体、季侯、经济、政治、历史、文化周期的准同频共振能说是偶然的吗？能说是哪位神仙或伟人可以左右的吗？用现代科学的话语系统也无法解释，这种综合效应只能用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和"天运”来解释，正所谓"天道使然”。 

　如果用更宏观的眼光和更传统的中华文化的思维来看待中华民族复兴的未来走势，可以用司马迁在《史记 · 天官书》中提供的尺度来衡量，他说："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中华民族现在所处的历史坐标的位置不正是在小变、中变、大变的起点和"大春时刻”吗？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加入Ｗ T Ｏ，中国经济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同世界各国在同一经济环境和经济规则下展开自由竞争，这是２１世纪人类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和优异表现，以及中华民族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爆发力，令世界为之震惊。这世纪之初的良好开端不正奠定了２１世纪"百年中变”的坚实基础吗？ 

　以中华民族为代表的，持续领先于世界的农业文明在五百年前的明代盛极而衰，发展迟滞，而同时，以西方为代表的工商业文明在五百年前开始了一轮强劲扩张，迅速崛起，使世界格局为之大变。如今，西方工业文明经五百年运行，"物壮则老”，已显出疲态，进入"后工业”和"后现代”社会，而中华文明同西方文明经五百年"遭遇”、"冲突”（亨廷顿语），学习、吸收、借鉴、融汇，已开始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了。"五百载大变”，未来的五百年应是中华民族大有作为的时代。 

　这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华民族的"天运”进入６０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之前，有一个不大为西方学者注意，但早就融入中华传统文化的３０－３４年的"司马迁－艾略特周期”，中华文化中所谓"三十岁一小变”，"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说的就是这一周期。这一周期从中近期来看，对社会有巨大的影响力和破坏力，前几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作为亚洲经济发展"雁阵”领头雁的日本于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之交提前进入的经济衰退，都是这一周期振荡留下的历史轨迹。美国著名金融市场分析家罗伯特。希勒在其代表作《非理性繁荣》里也提到过美国２０世纪的两个３０年周期的大牛市，及其结束时的巨大杀伤力。中国经济目前正在运行这一周期，其"见顶回落”或"转势”的"时间之窗”大约应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前后。在这一"时间之窗”中，中国经济可能会暂停持续快速增长，进行深刻调整。根据艾略特先生６５年前提出的这一理论的刻划，这类调整会以两种形式展开：一种是强势调整。经济运行在高位振荡，结束调整后继续上行，对社会破坏力不大，如亚洲金融危机时新加坡、香港、台湾的表现。另一种是弱势调整。由于经济高度泡沫化，其破灭的杀伤力极大，是一种迅速向下的"之字型”调整，甚至可能将经济打回起点，这就是东盟一些国家所遭遇的沉重打击，以至于一些东盟国家领导人惊呼：三十年增长毁于一旦。更严重的则可引发政治危机、社会动荡和政权更迭。中国如果不能未雨绸缪，提早准备，在加快经济尤其是金融改革步伐的同时，把政治改革提上日程，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提前释放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的能量，使社会在政－经结构良性互动的条件下实现此周期的强势调整，那末，中华民族可能就很难躲过这一周期"之字型”弱势调整的一劫，１９９７年后的东亚一些国家已提供了前车之鉴。 

　相反，如果中国的政治领导人能够高瞻远瞩，认识到这些规律和前人的经验教训，通过自己的智慧，带领中国走过这三十年周期调整的坎坷，那末，中国经济和社会就将继续向上运行到更长期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轨道上，这是真正经济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大潮。西方的历史和经济史学家现在越来越爱用这一周期来分析、解释和预测人类历史的宏观走向，但他们如果有"天人合一”的观念，按中华文化的思维把气候周期、天象周期、干支周期、五运六气以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地球物理和生态环境参数变化的相应周期因素都考虑在内，他们就会更自觉地运用这一工具认识历史和世界，取得更多的研究成果。而中华民族在认清这一周期所驱动的宏大潮流和方向后，也应"有风驶满帆”，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大展鸿图。 

　著名学者贡德 · 弗兰克把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比作大潮和乘船出海，借他吉言，中华民族在２１世纪之初，正该是好风凭借力，"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时候。 

 

　大自然的周期性变化可以给人类提供由衰而盛的机遇和条件，但是有了天运也离不开人为，所以还需要人尽所能才能复兴中华民族。 

 

　所谓人的实力和优势，大家都知道，中华民族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２０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第三世界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农业社会各种抑制人口增长的天然机制――匮乏、饥馑、瘟疫、战争、天灾、人祸――逐渐消弱，而工业社会促进人口增长的社会和科技手段不断涌现，使全球出现人口膨胀、粮食危机、资源危机的严重恐慌，人口负担成为国家贫弱的直接原因而被世人诟病。中国也为此实行了极严格的一胎化政策，以抑制人口的过快增长，并取得显著成效。但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从国际竞争和大国战略的角度看，人多并非是坏事。从西方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到当代经济学的巅峰人物哈耶克（杨小凯语）对人口增长是经济繁荣的基础条件都有过详细论述和热情赞誉，边际主义和数理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瓦尔拉斯在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时说得更直接："如果一个社会首先注意扩大资本，其人口就可以做无限制的增加，但如果不首先扩大资本，就注定要受到穷困和饥荒”（《纯粹经济学要义》第４１３页）。所以一个民族的强大和富裕与否，不在于人口的多少，而在于经济制度和人口素质。在普遍匮乏的计划经济和消费短缺的环境下，人多、生产力低下、导致人均ＧＤＰ落后，自然不是好事，但在告别短缺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多、劳动力储备充足、单位劳动成本具有竞争力，再通过教育培训手段提高人口的文化和劳动素质，则人多就是一个国家保持强大和一个民族走向繁荣振兴的先决条件。 

 

　上世纪末，有几位外国科学家在研究世界科学中心转移问题时，认为21世纪世界科学中心有可能转移到中国。其主要理由是：中国人有着特有的思维方式，注重整体性和随机性。不久前，法国科学院代表团访华，其中有位医生出身的成员也认为：21世纪世界医学的发展要依赖中医的整体思维。这种观点，是否有点道理呢？ 

　早在20世纪的80年代初，我国有位天文学家对1900 — 1979年世界天文学的21项重大发现进行了调查研究，得到三点结论：这些发现，绝大部分是从事边缘领域的科学家发现的，即使是天文学家也是从事边缘领域研究；大约有60%是偶然发现的，有的发现连科学家本人也没有意识到，如3 K宇宙背景辐射的发现，原先是为了排除天空的无线电干扰而进行全天空扫描，结果却意外地得到这个"副产品”，获得了诺贝尔奖(发表论文仅60个字)；三是新技术的应用。所有这3点都是很值得深思的。表明在上个世纪，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己经日益显得其极端重要性，而且科学的突破与人们的期望、计划和规划往往大相径庭。当代科学发展的总趋势，正在各学科精确研究的基础上，向着多学科交叉和综合研究的方向发展。这已是国内外科学界的共识。目前各学科剩下的难点，在单学科框架内已经很难突破，必须代之以多学科交叉和综合研究。而整体思维比多学科交叉和综合研究具有更高的层次。现代系统理论已经证明：整体大于局部之和。即使是追求物理规律的简单化，同样需要整体研究。如在1984年，当时期望实现四大基本物理力大统一的超弦理论有5种，直到几年前有两位外国科学家通过严格推导，证明了它们实际上是一种超弦理论的不同表现；认为过去的5种超弦理论是"瞎子摸象”。 当前地球科学等复杂科学的研究，存在着一种危机：单学科、单因子的研究结论，对于所研究的局部来说都是对的，但是如果将它当成整体，或者说成整体都由它引起，那就容易陷入"真理多跨一步，就变成谬误”的泥潭。当今，许多科学问题尤其复杂现象的研究，迫切需要整体观方法论的指导。 

　整体思维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为重要的精髓，它比之现代系统理论的整体观有着更加深刻更加丰富的内涵。"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 "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故知幽明之故。”(《周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矣。”"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黄帝内经》)。"天地交而万物通也。”"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在中国古代，天地人相联系、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应是协调关系的观点是非常鲜明的。天时、地利、人和是自然界和人世间最完美的境界。 

　中医学理论是中国传统文化整体思维的最典型的代表。中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人体各部在结构上是不可分的，在功能上是相互协同、相互为用的，在病理上是相互影响的。中医治病是既见树木、又见森林。同时，也认识到人与自然密切相关，"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黄帝内经·灵枢》)。一年中的季节气候─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一日中的昼夜晨昏─"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昼安，夕加夜甚”，以及地区方域，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体，而人体则相应地产生反映。中医学以社会─心理─自然─生物这种四维观来认识疾病。可见，中医的这种整体思维是非常先进的。 

　中国古代这种整体论的自然观和人文观，在世界古文明中发展到了极高的境地。但是在工业革命以后，仍然停留在思辨、概念，忽视向纵深发展，没有发展实验科学，结果导致我国科技的落后和被动挨打的局面，而西方文明的专业化和分门别类的纵深研究，获得了科学技术的大发展，进而推动了经济的大飞跃。历史的车轮进入到现在，现代科学技术和人类社会的再发展，又到了迫切需要中国传统文化整体观方法论为指导的时代。可以说，人类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史，正在遵循着肯定─否定─再肯定发展规律的历史辩证法。纵观中西方文化历史发展各自的经验和教训， 21世纪应当到了吸取中西文化各自优势相融合的时代。就科技发展和科技创新来说，其中最为重要的，应当实行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思维和西方文化的现代先进科学技术紧密结合的发展战略。 

 

　吴文俊院士的数学机械化的成功，是中西文化优势融合方面的极好典范。他采用中国古代数学注重数与数关系的整体联系，与现代电子计算技术相结合，利用计算机证明了数百条数学定理，获得了极大成功。表明中国古代科学有着现代科学可以借鉴、进一步深化的瑰宝。 

　多年来，我们在特大自然灾害预测研究方面，不甚自觉地进行了中西文化优势融合的试验。 

　多年来，任振球、李均之等将中华传统方法与现代科学结合，在临震预测试验和特大暴雨预测方面均已获得了跨越式进展：在临震预测方面成功率(1995~2000)约为40%，特大暴雨预测的成功率(1989~1999)为70%。宜昌气象局三峡服务中心运用此种天文天气耦合方法，预测致洪暴雨的准确率(1999~2000)达70.2%，比同期常规方法的预报准确率34.6%，提高了35个百分点。 

　中西文化优势的真正融合，可以大大推动科技创新的深度和广度。例如，作为象形文字的汉字有着极大的信息量，可以大大提高识别能力和通信传输速度。利用太极、阴阳对立统一以及河图、洛书的信息体系，可以大大提高计算速度。利用整体思维提出的"准全息元数学模型”设计的新型智能计算的样机，可以大大地提高计算速度和减低成本。《黄帝内经》中作为古代中医 5大支柱之一的砭石疗法，在失传两千年后，运用遥感岩石物理学方法现已得到了"复活”。哲理数量化、中医理论的数量化、太极信息的方程式描写、易经信息的数量化、非线性问题处理的新途径、复杂系统的耦合动力学、古生物大灭绝和大爆发的新进化论、中国古人类的起源、地幔放气、全球变化研究新途径、中华智慧学，以及宇观宏观微观的大统一等等，都在中国整体思维的启示下，与现代科技相结合，正在探索或准备探索之中。充分发挥我国整体思维的优势，更好地吸收西方在先进科学技术方面的优势，力求找出各自领域具体融合的切入点。如能实施这样的战略发展方向，真正做到中西文化优势的融合，可以预计，有可能极大地推动我国科技创新的能力和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更好发展，争取我国在21世纪能够立足于世界先进科技和共同繁荣之林。 

 

　前面谈了"非典”、禽流感，我想从"非典”和禽流感这些瘟疫为我国的发展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我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和反思，这对我国更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方针是非常有利的。 

　第一，"非典”的预测、预防、治疗，中医都有一套非常好的方法，在去年抗"非典”工作中也得到了证明。遗憾的是，由于我们对现代科学的崇拜和盲目迷信，未能真正发挥好传统中医的优势。 

　第二，禽流感在过去称为"鸡瘟”，我国民间早就总结出了许多有效方法，如刺血、服草药等，然而此次禽流感的治疗、预防工作中都没用上，而是大量扑杀。鸡如此大量的患病还应反思我们在喂养中所用的抗生素等所带来的鸡自身免疫力下降，可否改用一些小剂量中草药配合（据我所知有此类药，并且成本比抗生素还低）。 

　以上两点让我们看到为何有效的方法不能得到重视，因此必须反思我们的科教兴国战略在实施之中，我们重视的是些什么科学？我们所教育的是什么内容？我们目前的科学只重视西方的实验科学，我们目前所教的内容只重视西方逻辑学为基础的分析之学。然而我们看看当今世界科学前沿的生物基因研究从过去的单一基因分析转向了环境基因，复杂性研究所出现的混沌理论等非线性研究，管理学中出现的六西格玛、执行力等，经济学的周期学等等，都是在从西方科学的形式逻辑思维转为辩证思维，从局部分割转为整体联系，从消灭斗争转为和谐统一的中华传统认识思维方式。中西科学差异主要反映在中西医学，中医同西医相比谁科学呢？信息学创建人维纳讲到："如果用阴阳五行学说可以解开人体组织、器官、细胞、分子的难题，那么西学东渐以来，西医一点一点被中医同化，世界将不存在西医。”李约瑟说："西医同中医在技术层面容易结合，但是在哲学层面是无法结合的。”这正是西医用机械论的方式来认识和处理问题，而中医是天人合一观的辨证思维来认识和处理问题，谁更科学呢？当然是中医，当然是中华传统科学在认识和解决复杂性问题中更科学。西方科学是建立在西方文化基础上的科学，中华传统科学是建立在中华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科学。因此我们要更好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方针，就必须跟上世界科学发展的前沿来进行我们的教育和研究工作，也就是说在当今的科学研究应用和教育中我们必须尽快将抛弃多年的中华传统文化优秀内容补充进去，才能真正实施好我们的科教兴国战略方针。 

　中华文化与现代科学结合是一个综合性研究大趋势，这些知识的深入研究发掘离不开多学科知识的交叉渗透、多学科学者的相互支持与协作。但是，现阶段科研管理的高层部门是按学科分立的，各立门户，综合研究报课题很困难。真心呼吁科研主管部门能对此类研究给予支持，特别是多学科综合研究应受到特殊的保护与扶持。 

　我们认为科研管理部门在观念上应有所转变。目前科学研究的科学性都是以西方科学观为依据，这对有独特理论与认识方法的中华文化在科学性评价上有很大程度的负面影响。建议科研管理部门对科研思路与现行科学观念不同而符合中华传统文化（包括中医学在内）思维特征的研究给予重视，对这些"离西方科学之经”、"叛现行科学之道”的研究项目给予支持。任振球等在运用整体思维研究特大自然灾害的过程中，充分运用了现代统计学方法和天气动力学原理；努力结合现有各种引力理论，仔细鉴别有悖于经典理论的新事实，注意各有关学科尤其基础科学前沿研究的进展，已联名提出关于开展奇异天文点引力异常系列观测科学实验及其新引力机制的建议。任振球等己提出：结合现代动力气象学，研制一个天地气相耦合的既可描写线性过程又可描写非线性过程的特大暴雨模式的具体方案，以便在特大暴雨预测这一世界性科学难点方面，争取逐步实现中西文化优势在物理机制上和运用超级计算机的真正融合。（遗憾的是，现有专家评审体制，对此类创新项目终是通不过，不给立项。） 对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和现代科学结合的综合交叉研究课题，在科研思路和科学性评价方法上给予重新定位和评价。这样，才能使重大科技研究有更好的发展的机会。 

 

（五）加速中华文化复兴创建人类新文化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华民族复兴必然离不开中华文化。蔡元培在《东西文化结合》中写到："综观历史，凡不同文化互相接触，必能产生一种新文化；如希腊人与埃及及美琐达米诸国接触，所以产生雅典文化。……照各方面看来，东西文化交通的机会己经到了。”因此发挥中华文化优势吸收西文化精华形成健康、道德、和谐的全球人类新文化的任务很急迫。 

　中华文化是有深刻而丰富内涵的文化。振兴中华文化就可以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创造条件，犹如十六世纪西方文艺复兴带动起西方科技、文化等全方位振兴一样。中华文化中有哲学、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伦理道德、有经世致用即治理国家的科学。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哲人较好地汲取和利用了中华文化中的某一方面就可以在某一个领域创造出可喜的成绩，成为那个时期的名人，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过贡献。现轮到我们这一时代的人担此大任了。早在汉代司马迁《史记》中就已提出这种看法。《史记 ; 天官书》中说："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现在，西方从十六世纪工业革命至今已 400 多年，天道的发展将向东方的中国转变。正如前面所言，从天道、地理、人事，人事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看，提出中华民族的复兴是正当其时。中华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是文化复兴的基础，现在我们要在主观努力的和创造条件上下工夫，有基础有条件才能实现文化复兴。 

　我们人类文化就像是一个处在生命历程中的人，到现在他刚到他的而立之年。在他的幼年时代，他的长辈告诉他做人的基本道理，那些道理非常重要，他似懂非懂地记住了，并一直若隐若现地储存在自己的记忆中。这是在雅斯贝斯描述过的人类的轴心时代，这个时代世界上不同的地方分别地或独立地出现了一批像老子、孔子、释伽牟尼、苏格拉底、以色列先知等圣贤，他们是人类文化的长辈。然后这个孩子长入他的十几岁的少年时代，西方进入中世纪，中国进入大一统封建王朝时代。为了约束这个十几岁的孩子不会由于他的调皮淘气使自己损害了自己的性命，这个时期的中西文化都表现出对于人的天性的一种极其严格的束缚，凡是违背基督教教义或违背孔孟之道言行的都被视为大逆不道的异端。但是这个孩子还是要长大，他长到了他的青年时期，到了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中国进入这个阶段要更晚），这时他自己发现原来他凭他自己的理性和能力，可以认识这么多的事物，可以创造出这么多的事物，可以享有这么多的事物，他冲破了他原先的各种精神上的约束，从神的笼罩或一种伦理体系的笼罩中把自己"解放”了出来。把自己"解放”之后，他在他的青年时代创造了许多科学技术文明的成果，他大大地改善了自己的物质生活质量。同时，他过度地向自然界一味地索取，他与他的同类之间的争斗，他对高尚的精神生活的忽视，也导致他犯下了各种错误。他在他的青年时代的创造性活动形成了全球化的积极成果，也造成了棘手的全球性问题。于是，他长到了今天，他到了他的而立之年，他要走向成熟了。这时他已经积累了自己人生经历中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他回顾自己的生命之路，发现有成功，也有失败。到这时，也只有到了这样的时候，结合他自己的成功失败、经验教训，他想起他幼年时代他的长辈告诉他的那些做人的基本道理，才真正发自内心地理解了，明白了：那些朴实无华，简单平易的语言表述的道理对于他作为人的不可缺少的重要价值。这就是我们人类文化发展到今天的状态。我们需要从东西方文化传统中发掘出那些对于人之为人具有几乎是永久价值的思想珍宝，在全球化时代建立起能引导我们人类无愧于人类这一尊贵的称号的而立之年的新文化来。 

　文化的复兴还有一些更复杂的制约因素。最近几年学界有人提出人类文化将出现第二个"轴心时代”，国内、外都有人提出这种看法。轴心时代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提出来的。他说在公元前 800 年到公元前 200 年，世界上不同的地方分别地或独立地出现了一批像老子、孔子、释伽牟尼、苏格拉底、以色列先知等圣贤。这个时代产生了我们人类至今仍不其圈儿的思想的基本范畴，创造了人们至今仍赖以生活的世界宗教。人类的思想总是在不断地回到这些基本点上来。他纠正黑格尔以基督教世界为中心将基督诞生视为历史轴心的看法，而以世界历史的眼光把老子、孔子和诸子百家、古希腊哲学、犹太先知们、印度先知诞生的年代说成是历史的轴心时代。我认为，确实人类现在的发展正在呼唤一种新文化。但是这个新文化是人类总结自己文化发展史上的经验教训，人类历史中的成功失败之后，对已有文化宝藏的一种重新梳理、提炼和建造。还是会回归到老祖宗们所阐述的那些人之为人，人类之为人类的最基本规范上去。但是这新文化却是在更高的阶段上的回归，即在总结人类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保留了人类文化几千年来所形成的优秀成果，包括科学技术及物质生活方面的成果，而在现有的物质和技术条件上形成一种真正健康的统一的全球性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