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复兴研究院
龙雨辰
近来有四个事件在国内闹得沸沸扬扬：一是“废除中医”的闹剧；二是关于电视专题片《大国的崛起》的争论；三是关于“龙”的存废之争；四是废除“伪科学”一词的提议，之后，又有一系列性质相似的“文化争议事件”（十博士“过不过圣诞”的争议；故宫“星巴克”之争；废西历改用“黄帝纪年”之争；“找个老外嫁出去”之争。。。。。）。细究起来，这些具体争议都是文化的表层现象，其深层驱动力则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前现代话语结合后现代话语同现代性话语进行话语权争夺的暗中较量。它的环境原因则是进入21世纪以后和中国加入WTO以后，经济高速发展，随着国家硬实力的扩张，软实力也相应水涨船高；它的历史原因则是所有转型期国家完成或部分完成社会转型以后，民族文化意识进一步觉醒，文化自信心进一步增强的具体表现。
拿西方对“龙”的误译来说，对龙文化和古生物、古气候及恐龙深有研究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的徐钦琦研究员早就对此误译作了详细考证，2006年初，中华文化复兴研究院的李伯淳院长又在二月二龙抬头的“春龙节”大型龙文化活动中正式宣布了此项研究成果，年中又专门为此和“中华根祖文化”问题召开了一次学术研讨会，这一活动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影响已经逐渐显现出来。
援此而考虑到西方对中国国名的误译虽然不及对“龙”的误译那么离谱，那么价值形象逆反，但其中的误解也是十分严重的。
中华民族是对“中”最情有独锺的民族，中华文化元典之一的《易经》中提到“中”字119次（还不包括卦名“中孚”等）；据王尔敏考证，“中国”一词在先秦典籍中出现过172次；《辞海》中对“中”的解释有二十种之多，但它的主体还是中心、中央、中庸、中道、中和、中观、中正、中行等，所以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时空泛围必然和“中”结下不解之缘，故“中国”之“中”的本意的地理意义主要是中土、中原、中心；政治意义主要是中央、中心；文化意义主要是中庸、中道、中和、中观、中行等，和瓷器——china根本不粘边儿，充其量也只有偶然的外在的联系。
西方把中国的名称和瓷器联系起来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文化的偶然性，因为中国自从开通和西方的贸易并发明瓷器后，瓷器就是中国对西方贸易的抢手货和拳头产品，也是西方初步了解中国的器物媒介和文化符号，西方是通过大宗瓷器（china）商品逐渐认识中国的，这一过程一直延续到1820年前后，西方著名学者贡德。弗兰克在其经典之作《白银资本》中对此有极为壮阔恢宏的描述。由于这一经济史的原因，西方以瓷器（china）给中国命名似乎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但中西贸易中除了瓷器以外，中国还有silk（丝绸）、tea（茶叶）和其它工艺品等都占巨大贸易优势，而未能被选为中国的名称；中国汉、唐的政治、文化影响力也未能使“汉”或“唐”成为中国的国名；或更重要、更本质的“中”也未能作为中国的指称和标志，则实在有一种文化史上的偶然性了。至于日本在此基础上把中国称为“支那”，甚至有一种殖民时代政治和文化的歧视因素在里面，问题就更大了。
近代以来，中华文化自和西方文化“遭遇”后，在人文社科领域有很大一部分名称、概念是译自日文或取道日本传入中国的，这中间的扭曲和隔膜在所难免，有些名称的误译对日常生活和学术还影响不大，有些名实不符则会引起交流和理解的混乱，久而久之，一些核心概念的差之毫厘，就会谬以千里，甚至影响一个学科的正常发展，如：《国家与革命》的“国家”，辩证法、形而上学、封建、唯物主义、社会党、龙、甚至哲学等（英译中）；以及宇宙、东西、命运、舍得、家国同构的“国家”。。。。。。（中译英）。这麽多思想文化的初始概念、核心概念的译法都有问题，更别说China/中国了。
中国人把“America”译为“美国”——美丽、美好的国家；把“England”译为“英国”，“英”有花朵和才智超群的精英、英豪、群英之意，多好听的译名啊；把“Great
Britain ”译为“大不列颠”，也是非常大气、尊贵的，而作为世界通用语言的英语却把极具哲学和政治终极智慧的“中”、“中道、中庸、中和、中观、中行、中央、中心、中正、时中、执中。。。。。。等极其形而上的“中”国译为过于形而下的“瓷器”国，两相对比是不是有点儿太不对等、不公平了呢？如果说“瓷器”刚传入西方的时候可能还与黄金同价，但随着历史和工艺技术的演进，它已“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超市或地摊儿上的弱势商品了，以“瓷器”指称中国同中国未来的国际地位是不是有点儿太不相称了呢？对于一个认为名称和命运有关联的有着极其渊远的命名文化的国家是不是有些太浅薄了呢？
中国的先哲孔子早就说过，凡事必先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自然科学在这方面作得比较好，且保持了严谨、良好的学术传统，19世纪中叶前后，西方先进国家成立的各科学学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规范日益增多的国际交流中的科学术语，19世纪3
0年代后，现代术语学的四个主要流派也相继形成，推动了术语的标准化，1901年，英国已成立了第一个国家标准机构——不列颠标准协会（BSI），她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审定科学术语的误译，我国早在1916年，“中国科学社”就成立了“名词讨论会”，进行科学名词的制度化审定，它的具体程序相当严格、复杂、公开、透明，以保证科学名词的准确、通用。笔者前几年有幸参加“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某一专业分会名词审定的组织工作，深知此工作的艰巨和意义的重大，虽然不至于一“名”兴邦，一“名”丧邦，但一个重要而正确的译名却是可以影响千秋，传诸万代的，它对于降低经济上的交易成本和文化上的交往成本，减少理解摩擦和认知扭曲的累积效应是不可限量的。
至于“China-瓷器-中国”一名的误译是否值得改译？应该如何改译？如果改译，“中”字应如何表达，是用有政治和地理含义的“Center”；有文化、历史含义的“Mean”（亚里士多德的中庸、黄金中道——golden
mean）；还是直用音译“Zhong”？“国”字是用“Nation”还是用“State”？或是都用音译全拼“ZhongGuo”？或者还有什么其它更优的方案？都是可以讨论的。总之，国名改译，兹事体大，需要特别慎重地对待，欲速则不达，可以借鉴并发展科学名词审定的经验和制度，经过广泛的社会讨论，民间学者和官方学者的充分协商，并认真听取国外汉学家和“中国学”研究者的意见，最终形成提案交人大讨论，国务院颁定。这可能需要一个较漫长的过程，但却是可以使西方和全世界真正正确地了解中国的本质、消除中国威胁论、构建和谐世界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希望能够引起全球华人的广泛关注。
既然韩国可以把首都“汉城”改译为“首尔”，China为什么不可以把“瓷器”改译为“中国”呢？
2006．12．15
把中文的“龙”字译成英语的dragon是错误的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徐钦琦
在东西两种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有一些人把中文的“龙”字译成英语的dragon。这种译法是不合适的，是错误的，因为两者的内涵是完全不同的。
Dragon在英语中是个贬义词，它指的是传说中的一种怪物。通常被想象成一只巨大的蜥蜴，长着类似蝙蝠的，皮翼状的翅膀，身披鳞片，能喷火；也有人把它想象成一条蛇，有带刺的尾巴。古人虽相信这类动物的存在，但显然对史前巨大的恐龙类一无所知。在希腊语中，这个词原指一种大蛇。神话中的dragon不管后来被说成什么样子，主要还是一种蛇。在近东，人们普遍认为，蛇是巨大的和致人死命的，因此蛇或dragon都被看作邪恶的象征。例如埃及的阿佩皮神就是冥界的一条大蛇。希腊人和罗马人虽然接受了近东关于蛇的看法，把它看成是邪恶的力量；但有时也把居住在大地深处的，目光锐利的dragon看成是仁慈的力量。不过，总的说来，英语中的dragon是一种爬行动物。尽管它具有皮翼状的翅膀，但这类翅膀在中生代的爬行动物中早有先例，如翼龙类。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中国古动物馆，就有这一类翼龙的多种化石供大众参观。总之，在西方文化中，dragon的邪恶的名声更大，在欧洲它的这种恶名也十分长久。基督教混淆了古人的行善的和作恶的dragon而一概加以指责。 自古以来，dragon的形状有各种各样的变化。迦勒底的dragon有4只脚，身上有鳞，长着翅膀；而《圣经》的启示录中的那条dragon，则和希腊的许德拉一样，有许多个头。由于它们既有保卫的功能，也有使人感到恐怖的威力，所以很早就被用来作为战争的标帜。在《伊利亚特》中，国王阿伽门农的盾牌上便装饰着一条蓝色的，带有3个头的dragon。后来北欧的战士也在他们的盾牌上画dragon，并把他们的船头刻成dragon的头形。在近现代，西方龙（dragon）的图案常常出现在一些国家的硬币中，如在19－20世纪的英国的金银币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圣乔治斩龙”的图案，这条龙就是邪恶的化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情况又有了变化，如在1978年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面值为25元的银币上，在同一年的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的面值为25克郎的银币和面值为50克郎的金币上，以及1995年英国的面值为1英镑的铜镍合金币上，尽管一再出现西方龙（dragon）的图案，不过这些龙（dragon）已经转化为中性的了，它们都展开了蝙蝠似的两翼，似乎在向人们表示，dragon愿与人类和谐相处。
而中文的“龙”在东方文化，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2006年5月孙开泰先生在韩国发表了一篇题为《龙文化与阴阳五行学说》的文章，他认为，在中国，“在龙文化的深层结构里包含了中华民族的阴阳五行学说的哲学思想，也就是说，龙文化反映了我国古代的自然哲学模式。”所以中华传统文化又称龙文化。与此相对比，在西方文化中，dragon根本不象中国龙那样在东方文化领域中有着崇高的地位。
从字面上讲，中国的“龙”是个褒义词。据许慎的《说文解字》记载：“龙，鳞中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长能短，春分登天，秋分而潜渊。”《周易》阐释了“龙”的“潜龙勿用”，“见龙在田”，“终日乾乾”，“活跃在渊”，“飞龙在天”，“亢龙有悔”，“群龙无首”等丰富多彩的生存状态，展示了中国有作为的人士从少年，青年，壮年，晚年的，一步步走向前进的，终生自强不息地奋斗的经历。中国人普遍认为，龙能兴云致雨，造福人类。这种对龙的崇尚后来演变成为皇权的象征。君不见历代帝王都自命为龙，使用器物也以龙为装饰。在中国著名的小说《三国演义》中，作者借用曹操之口为“龙”字下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定义，“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请读者注意，“春”季正是“龙”
乘势演变，大展宏图的季节。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贯主张！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常常象曹孟德那样自比为龙的传人，并引以为自豪。
秦汉时期的龙头是驼、角似牛、眼似兔、耳似马、腹似蜃、颈似蛇、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的九似雏形。唐宋时龙的形象基本定形，宋朝罗愿在其《尔雅翼》中，对龙的具体形状作了生动的描述：“角似鹿、头似马、眼似兔、颈似蛇、腹似蜃、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见插图）。”由此可见，中国“龙”自古以来就不象西方的dragon那样，单指爬行动物；相反中国“龙”的主体成分是哺乳动物，如驼、鹿、
牛、 马、虎、 兔等等。在我国明代李时珍的经典名著《本草纲目》中，“龙骨”的主要成分是古代哺乳动物的骨骼化石；而“龙齿”的主要成分则是古代哺乳动物牙齿的化石。所以李时珍也认为，中国的“龙”与哺乳动物乃是“一家子”。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中国古动物馆内，有种类繁多的古代哺乳动物的化石，即龙骨和龙齿，供大众参观，欣赏，探讨和研究。
综上所述，在西方文化中，dragon是一种不讨人喜欢的，被冠以多种贬义形容词的爬行动物；而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龙”却是一种以哺乳动物为主体的，集多种动物优点于一身的，具备海陆空三栖能力的，全能型的，又具有高度智慧的，受人崇敬的神秘动物。中国龙的腾飞不像西方的dragon那样单靠靠物质的东西（翅膀），而是主要依靠足踏祥云瑞雾，即腾云驾雾之意。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腾云驾雾是实现飞行的最常用的手段。田汉先生写过一首词，其中有这样一句，“这些年风云改变山河色，珠帘卷处人愁绝。”这里的风云二字就具有时局，大势之意，所以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云雾既包括物质层面的内容，也包含精神层面的内涵。我们中国人认为，“龙”寓意深邃，它既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和”，“合”的精神（龙能集多种动物的特征于一身）；又展现了老子的“有生于无”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高度智慧；并包含了阴阳四时和阴阳五行学说等哲学思想，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创新意识。法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的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告诉我们，生物进化是有方向的，是朝着前进的方向不断地向上“攀登”的。所以中国的“龙”反映了地球的生命系统中各种生物的演进方向，龙可以与“天地”大环境共同组成和谐统一的“天地生人（Haven,
Earth, Life and Man）”系统。上述这一切就是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一贯弘扬的，积极进取的“龙的精神”。近30年来，中国的进步是引人注目的，有人把它比喻为中华民族的腾飞。中国人取得的这些成就，除了依靠物质世界的东西外（如人力资源，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等等），还依靠了精神世界的财富，那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总之，英语的dragon和中国的“龙”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对于以抽象性精神内涵为主的“龙”字的翻译时，应该以意译为主，因此英语的dragon根本不能与中文的“龙”混为一谈。
1985年中美两国的专家学者在共同编撰中文版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时，对“龙”的条目便出现了上述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最后双方没有达成共识。于是在百科全书的第5卷的第367页上，“龙”具有两个独立的条目，反映了两种不同的见解。其一是“龙
dragon”；其二则是“龙 long (dragon)”。虽然两者分开了，但并不彻底。
我们建议：从今以后在中国的“龙”和英语的dragon之间应划出一条清晰的界限。我们要郑重地告诉全球各界人士，中国的“龙”与英语的dragon毫无关系。从今往后，中国的“龙”应该用汉语拼音“Long”来表示，它代表了“龙”文化，反映了“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的“龙的精神”。
首届春龙节暨2006-2010中华文化复兴大行动启动仪式
丙戍年农历一月二十八(公历2006年2月25日)
预测天灾取得突破性成就
因为2005年1月6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由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中华文化复兴研究院、人大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北京如意人生文化研究中心四家单位联合主办的“15万生命遗下的呼唤：预报天灾比赈灾重要”报告会，会议内容由中华文化复兴研究院名誉院长黎园等人的迅速工作下，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科学院网、千龙网、北京晨报等数百家网站和报纸杂志很快就做了报道，使人们了解到中国天灾专家在该领域领先世界，消息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许多人寻问，为什么中国在预测天灾方面会世界领先呢？为此在1月17日中华文化复兴研究院、北京如意人生文化研究中心等单位续前会又联合举办了，“印度洋大灾的思考：预测天灾的思维”研讨会。
本次研讨会汇集了多学科长期从事天灾预测及其它学科的十多位专家，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在复杂性科学研究哲学、生物、天灾等方面都创建有中国特色方法和理论。他们以预警、防灾、印度洋灾害链中面临的温疫传播等内容从中西方思维认识论方面进行了交流研讨。专家们认为这是通过印度洋地震海啸而进行的一次东西方哲学思维学在认识论、方法论方面高水平的讨论会，将对今后东方方文化融汇产生很大影响。
据本次活动组织人李伯淳先生介绍，本次研讨会参会专家原国家地震局预报中心全国预报组长，强祖基研究员利用卫星热红外外预报方法在印度洋地震海啸中也收到了非常好的成效。我国科学家预测临震的自主创新手段，都是运应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思维与现代先进科技相结合而取得的。例如，“三星一线”触发因子的发现，任振球是通过整体研究，考虑了地球内外各种可能的影响因子，包括各种大气内部因子、各种地球物理因子以及各种天文因子，经过对比分析筛选、典型剖析、统计信度检验以及物理机理探索而发现的。此种“三星一线”触发因子，早已在
1975年发现，至今发表了近百篇论文。次声波异常的发现，李均之通过多种临震手段的全方位研究，最后筛选得到次声次异常、地应力突跳和鹦鹉跳跃异常等较好的临震信号。其他一些人如沈宗丕、杜乐天、钱复业、强祖基等各自发现的临震手段，也都是在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运用整体思维，采取非常规方法、形象思维、反向思维或在全息中寻找异常信息而发现的。总之，这次印尼的特大地震是由特定的天地耦合而引起，正如古人所说：“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故知幽明之故”。由此可见，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整体观和整体思维，对于当代科学的进步，尤其是复杂系统的许多世界性难点的探索和逐步攻克，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目前一些人不了解中华文化的特性总是用西方文化科学来曲多解中华文化，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思维说成“臆想笼统思维”、“没有演绎法”等，实在是一种误解、无知，和可悲。
研讨会由中华文化复兴研究院执行院长李伯淳主持，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所的专家介绍了他们近年预测中过去是以西方形式逻辑为主的思维方式，现在结合中国整体思维来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
研讨会上，傅景华教授指出：“中国人的思维是从更高一个层次来认识天灾，在《黄帝内经素问·五常政大论》中有‘敦阜之纪……其变震惊飘骤崩溃。'其意为土运太过之年，如果发生突变，可见雷霆海啸，暴风骤雨，山崩地溃。《黄帝内经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中就有‘郁极乃发，待时而作'；其意为抑郁达到极度就会发生复气，等到一定的时候才发作。‘土郁之发，岩谷震惊，雷殷气交，埃昏黄黑，化为白气，飘骤高深，击石飞空，洪水乃从，川流漫衍，田牧土驹。'其意为，土气郁而发作起来，山岩深谷惊动，雷声于气交，尘埃黄黑昏暗，湿气蒸发化为白气，疾风骤雨飘动于高山深谷，落在岩石上反向天空飞溅，山洪暴发，河水漫衍，水退之后，田野之间土石嵬然，好象一群放牧的马。
2004年为我国农历甲申年正是土运太过之年，可见两千多年前我国的经典就记载了，用五运六气这种天人合一整体思维预测天灾的结果。”
温家宝总理早在1991年中国科协的一次会议上指出：“地质的发生发展从来是同天文学、生物学相联系的。把天体运动、地壳运动和生物运动结合起来，把宇宙作为一个体系，把运动着的天体、地球及生物作为相互联系的整体，进行多学科的研究，是当代地质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温总理的这一论述，同样应该成为地震预报和突发性气象灾害预报此类复杂现象的攻关战略。
为了从根本上搞好地震海啸的预警，最重要的关键在于搞好地震预报尤其是临震预报。根据调研，我国地震部门和非地震部门从事交叉领域研究的科学家，经过长期艰苦探索，已总结出
15种自主创新临震预测手段，他们在预测临震的时间、地点、震级三要素上，各有优势和劣势。呼吁国家能给予他们以资金和人员的支持，以便更好地深入探索。可以认为，只要国家和社会给予足够的经费支持，对现有各种较好的临震预测手段很好地组织起来，进行提炼、改进和机理探讨，取其各自的优势加以集中起来，开发出综合的临震预报集成技术及其理论探索，开发新的手段，并用于日常的临震监测预测，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大地震的临震预报是可以逐步突破的。
参会专家们深信根据我国目前所掌握的预测手段和方法，在国家相关部门的领导下，能做到综合协调发挥多学科的特点和各方法的长处，使我国在地震等天灾预测一定会很好地为我国经济建设和人民生命产财服务。最近，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把自主创新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我们认为，走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思维与西方现代科技相融合的道路，可能在我国出现一大批最为重要的原始自主创新成果。据本次研讨会组织人李伯淳先生介绍，今后还将组织与此内容相关的多种活动，使更多人能了解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科学的在认识论、方法论、思维特性等异同，有利开展中西文化融汇的各项工作。
所谓"文化精英"正在毁灭民族文化根基
宋老师您好:
顾炎武在《日知录》里面说过，亡国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换了一个皇帝，姓张的皇帝换成了姓李的皇帝，这文化没有变，还是汉文化，这叫亡国。什么叫亡天下呢？就是你的整个文化被人家同化了，或者被人家消灭了，你的人一个个都还在，可是你这个民族没有了。可见，文化的灭亡比亡国更可怕。我国近代著名爱国思想家龚自珍曾极为深刻地指出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是其经济、政治、文化的集中体现在一些杰出人物身上，他们是民族文化和精神之所在。要消除人们的民族主体意识，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让他知道自己的历史。
目前我们许多文化精英们正在大毁我们民族历史：大禹"三过家门不入"是因为婚外情，李白被称为"唐朝第一古惑仔"、孔子被认为是"背负着理想的丧家犬"，诸葛亮成了"很有城府的阴谋家"，梁山108将全是恐怖分子，岳飞不能称为"民族英雄"！……
还有，消灭中医、弃中国龙、否定易道、伪科学这些事件，反应的是中西文化地碰撞与较量，中西价值观的较量。放眼世界种种现象便可知，在中西文化未能融合成为一种新文化时，就出现的盲目自由、盲目人权、盲目民主、盲目科学、盲目法制，造成社会不和谐。
李伯淳 中华文化复兴研究院 院长
对外经贸大学中华文化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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